如果沒有大順的干涉、改變了歷史的進程，日本的儒生可謂是日本的不穩定因素，也是日本變革成功的關鍵。
因為在中原適合維穩的儒教，在日本則是最適合舉旗造反的學說。無他，幕府名不正言不順爾。
若無大順的干涉，儒教造反很可能借助諸藩的勢力，以小滅大，清除舊有的統治階層，變革就可能成功。
但于現在，劉鈺在盡可能把“變革”的主動權往幕府手里引，因為他很清楚，舊有的統治階層不清除，變法就不可能成功，幕府怎么閃轉騰挪都沒用。而幕府不會自己革自己的命。
于是，原本可能會成為日本改革搞成不徹底革命明治維新關鍵的儒生，就成了此時一個可以完美利用的加深對日本控制的儒生。
還是一樣的人，只是外部環境變了，立刻呈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身份。
可以預見，這些古學派的儒生影響力，會越來越大。
因為太宰春臺那一套“米貴物賤”的理論，也確實和阿部正福的“人口減少”理論歸于同源。現實情況也確實在幾年之內能明顯改善日本武士、農民的生活水平，達成提高米價、降低物價的效果。畢竟買辦鴆毒的藥效發作需要一段時間的緩沖期。
所以剩下的問題，就是怎么讓日本的儒生心慕中華，培養更多的帶路黨？事大派？
尊周攘夷之論，不過是形而上的東西，沒有根基是不穩固的。
這一次伐日之戰給日本儒生帶來的沖擊，必不亞于《蕩寇志》的作者去了一趟廣東的所見所聞，日本實學派儒生對實學的渴望，是個極好的切入點，但從哪里切？
劉鈺自己心里清楚，就大順現在舊學已破、而新學未立的狀況，在經學名教上，對日本這邊的儒生實在沒有太大的吸引力。
名教不能切入，那就只能從技術入手。
只是，允許學習的技術、鼓勵學習的技術、避免學習的技術、禁止學習的技術，怎么區分，這就很值得細究。
有些東西可以學、有些東西鼓勵學、有些東西是不可以學也不準教的。
臨睡前，怕過些日子事多，把這件事給忘了，便提起筆，在小本本上寫下“雖有經濟見解，但也終究困于時代，還是以農為本，諸多政策不過是為解決幕府財政為出發點、穩定此起彼伏的一揆之亂而已。故而可授稼穡、治水之學，收其心、養其慕”。
想著明日還得早起，寫完這段話就睡下了。
第二日的換約儀式，雖然也就是走個流程。
該談的事，不會放在明面上談；要達成的條件，也不會等到換約時候再論。
但正是因為要走流程，反而更加熬人。唯獨就是這個時代還沒有相機，省下來坐在接引寺里換約的時候，全都定格出表情等著早期相機曝光半小時的苦痛……
一直折騰到傍晚，才算是將流程走完。
換約之后，劉鈺還要在下關等一段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