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變革的時代，一切都在發生改變。后來的人，才能根據后來的社會存在經濟基礎現實情況，用基本的哪怕可能是歪了的錯誤的方法論，拿出一個符合“道”的手段，而不是照抄“術”。
劉鈺給李欗講的那個故事，是拿三的比喻。
把大氣蒸騰作用，比作稅收。
國家政權，要代天行雨。
讓雨，降到需要的地方，而不要旱的旱死、澇的澇死，最終蒸騰和降雨循環崩潰。
這一點，李欗是認可的。
而下一個，說靠投資移民，再從墾殖上征稅得利反哺移民遷徙的說法，這就又是個“刻舟求劍”、“東施效顰”的問題了。
顯然，李欗一聽就覺察出了問題，并且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一套只能假定在中原河南江漢等地，還有幾十億畝未開墾的土地的前提下，才是說得通的。
而大順的實際情況，是可以墾殖的幾十億畝土地，在扶桑和南大洋。
于是，這一套以墾殖增值的思路，并不適用于大順。
而只能反過來。
并不把墾殖作為一種可以自循環增值的方法，而是將其作為一種工商業的“邊角料”。
很多理論要結合實際，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要把“道”，搞成本本化的照抄的“術”。
哪怕說這圣西門主義、波拿巴主義，本身是有問題的。但即便是這些有問題的玩意兒，也不需要結合現實，中國化。
取其核，而不摹其皮。
大順的問題，最怕的就是刻舟求劍和東施效顰。
比如英國圈地運動，必須要明白，圈地運動的三大利、三小利
三大利排他性土地所有權的確定、工商業發展所需的被剝離了生產資料的人口、農業革命的糧食增產又是工商業發展的基礎。
三小利方便征稅、在呢絨大戰中保障了原材料充足、資本在鄉紳那開始積累從而方便投資國債和工商業。
于此時的大順，這三大利、三小利，全都屁用沒有。
排他性所有權早在唐末之后就已定下、工商業發展所需的人口壓根不缺以至于卷到了短工一天就要幾斤棒子面的程度、華北兩年三熟制的普及讓大順的畝產為此時世界之冠。剩下那三小利，更不用提。
除非到了，大順的發展已經到了下下下一輪工業革命，畝產又得到了極大提升、機械化水平到位，關鍵是若沒有個億七八億的工業人口，根本不可能完成進一步發展的程度，才可以考慮這一套東西。
又比如法國東印度公司的崩潰。
也必須要清楚，法國東印度公司一直半死不活的原因，就是因為科爾貝爾留下的本土工業替代政策，使得法國東印度公司“在買辦這條路上，被本土處處掣肘。”
多進口了幾件漆器影響本國細木匠，財政大臣就找談話；多進口了三件棉布，國務大臣就出政策對穿棉布的罰款。這要是還不半死不活，那真是沒天理了。
而正因如此，杜普萊克斯才想到了在印度收土地稅的方法，來增加公司收益。
要征收土地稅，就得養兵。
印度距離法國太遠，不可能養出一支法國軍隊，所以杜普萊克斯要搞印度土兵。
而大順，則因為種種原因，使得“欲當買辦而不能”。同時，大順既不缺人，也不像法國距離印度那么遠，甚至于靠著之前的木馬計在錫蘭移民十余萬“吃過荷蘭的苦、遭過遷民的罪”的對大順忠誠的歸義軍。
那么，大順是不是要全盤繼承杜普萊克斯在印度的思路，全要靠收土地稅、要養印度土兵補充兵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