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承于明。
有些東西，叫影射史學也罷、叫托古言志也罷，總歸，很多人借著明朝的事，來抒發自己的想法。
說前朝朝廷，連發鈔權都沒有，在白銀改革之后，確定了用白銀為稅的那一刻，就等于拱手把發鈔權讓給了東南沿海大商人。莫說西洋，便是日本，幕府手里也有發鈔權發銅錢，收稅卻收白銀，并不叫發鈔權。因為銅錢不是輔幣，而是類似于內幣和外幣的關系，兌換價格是按照匯率波動的，并不是固定額輔幣，所以實際上就是沒有發鈔權，而是“自由”到把發鈔權讓給了商人，這不是扯犢子嗎
說前朝朝廷，連海關都管不明白，那么大的貿易額，能把銅錢沖到白銀貨幣化的程度，稅收能力和英國差了八條街。
說普魯士這等國家，都知道用財政補貼紡織業，這邊可倒好，任何經濟政策都沒有，全靠自由發展。連學法國財政部出錢組織絲綢生產出口獲得財政收入的腦子都沒有。
說荷蘭為了把控茶葉的專營權，不惜用各種手段，掐死奧斯坦德公司、屠殺英國東印度公司。這邊可倒好，茶葉就是這邊的特產，居然不知道壟斷茶葉出口稅。
在這個原始積累的時代，大順這群人在這個時間睜眼看世界，所看到的，只有四個字。
“國家強力”。
這和1848歐洲之春之后，再開眼看世界的時候，完全不同。那時候原始積累已經完成，各國資產階級已經基本上臺，甚至再往后幾年中國的手工業已經堪堪能和有大洋運費阻隔的機械工業不相上下不甚有優勢。
那時候看到的，是那個樣子。
現在看到的，是這個樣子。
因為，畢竟，連正牌的國富論，都還要晚幾年才能出現，而出現之后也并不是英國的政策，而是反英國政策的。
這時候，雙眼向外看去，所能看到的，唯有重商主義、加強集權、強力干涉重商主義只要不去“望文生義”，就應該知道這個“重農輕商”的“輕商”，并不是一個相對的關系。
再配合上一直以來的傳統，很多實學派中的激進派，就認為“師夷長技”的長，應該去其外殼，取其內核。
比如英國之長，在于能征稅養出那么大一支艦隊。小小島國，愣是靠征稅能憋出來一支和大順規模差不多的艦隊。
那么，這個長的內核，并不是說大順要造一支更大的艦隊，而是說“要用英國摟錢造艦的手段，來推行移民”，既然英國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搞出一支這樣的艦隊，那么大順師夷長技，難道就不能集中力量大規模移民嗎
不同時代的“師夷長技”，是不同的。就像此時，師夷長技，是怎么也不可能師到自由貿易、開放包容這些東西的，因為夷自己此時也根本就沒這些玩意，怎么師
怎么可能師一個此時根本不存在的東西呢
所以此時師，比后來師，更適合。后來師的，是富了之后的上層建筑現在師的，是如何富時期的上層建筑。
即便不需要仔細分辨，透過現象看本質，只看現象，也不至于被忽悠瘸了。
而學諸如什么異端審判、政教合一、女巫審判之類的東西，也實在不用學。
本土就有非常極端的儒家一派，顏元等人是明確提出，要對異教徒“物理消滅”的60歲以上，出于對長者的尊重還可以輕判60歲以下，甚至連和尚道士都要若不還俗就物理清除的。
所以，要說對外交流，一定要學點什么不可。
那么除了軍事技術、理科而非工科，恐怕此時能學的除此之外，也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想辦法收稅、想辦法用大量的稅收干一些要干的事，加強管控、加強監管、加強集權和行政效率。
簡言之，劉玉在大順原本是激進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