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皇帝的洋務運動式思維，本質上非常簡單
即，封建頭子和一部分官僚，認為且認識到先進的武器和技術，可以有效地強化封建統治。
類似鐵路這種東西，和皇權并存，其實一點都不違和。因為大運河的兩千里漕運,之前就已存在，而且也絲毫不違和。
而對一個封建帝王來說，造反上位之前，內地嚴峻的社會矛盾，是他們可以利用的。
一旦屁股坐上了龍椅，實質上,內地嚴峻的社會矛盾、土地矛盾,其實對于皇家這一家一姓來說，到如同是個負資產。
或者說，是最可能威脅他椅子的力量。
包括這些年松蘇崛起的資本財團，大型的鹽場之類，在皇帝看來，這算個啥呀一獄吏足以的玩意兒，比得過內地的農民起義嗎
內部的矛盾，實質上已經大到了幾乎所有資源，都要用于緩解現有矛盾的地步。那么社會的停滯也就是某種必然了。
包括劉鈺在內，大順朝堂之上，誰也沒有能力繼續維系舊的社會，不斷平息緩和舊時代的諸多矛盾。
區別就是，皇帝希望引入先進的武器和技術，依靠外部的資金和財富，繼續壓制舊時代的諸多矛盾。
而劉鈺的思維,則是我把舊社會本身給砸碎了，那么舊社會的矛盾不就不存在了嗎我緩解不了舊社會的矛盾,那我直接把舊社會殺了不就完事了新社會當然也有矛盾，但那是新的，需要用新的辦法去解決,促進社會進步，沒問題。
非要說本質的話，皇帝現在的思維，其實和滿清末期靠著外部帝國主義勢力續命的思路，差毬不多。
都是引入一支之前傳統天下內不存在的力量，來壓制內部的矛盾，更有效地強化統治。
本質差毬不多，表現出來的區別，無非是這支“之前傳統天下不存在的力量”，把握在大順朝廷的手里，并且可以通過對外擴張，強化這種力量。
優勢在于，滿清末期的洋務派，認識到了先進的武器和技術，可以有效地強化封建統治，并且也知道這些得需要工商之利。
而帝國主義在外，沒有外部市場；內部又因為這樣那樣的條約,導致內部市場已經放開。所以他們的每一次“工商之利”，實際上都是在激化舊時代的矛盾對內部小農經濟的舊社會而言，棉布是南通紡織廠產的，還是曼徹斯特紡織廠產的，是無區別的。工商之利，得有市場，外部市場又搶不到，只能和帝國主義一起搞內部的市場。
而大順皇帝則是在上次松蘇南巡之后，考慮到了這個問題，故而是擔憂松蘇等先發地區激化內部的舊矛盾的。
這也是為什么大順皇帝支持對外擴張的原因，資本一旦轉起來了，旁邊就是龐大的內部市場，你不讓他吃，那就得給他在外面找吃的、找血食。
因為大順皇帝選擇了“依靠外部力量，強化封建統治”的道路，那么這個“外部”力量就必須要強大。而強大，就得不斷給他找血食，否則他就要往里面吃了。
雖然皇帝可能并未能夠理論性地認識到這一切，但憑借狡詐而老練的統治階級嗅覺，還是選擇了這樣的一條道路。
其實皇帝想教育太子的內容，總結起來，就是“記得自己是天子”。
千萬不要拿大順即將在印度的那一套思維，來搞內地，去做松蘇資本的“皇帝”，把內地搞成殖民地。那樣規模的大起義，你扛不住。
也千萬不要拿著舊時代的經驗，來搞松蘇東北南洋和對外貿易。最后搞出來個眾正盈朝的局面，吊毛的錢都收不上來，所有資源都用在維系舊時代的穩定上，屁事也做不成。
在絕大部分的財政收入，都需要用來平息和緩解舊的矛盾的時候，修鐵路這種事，只靠舊的統治手段，是完不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