損失都是別人的，好處都是自己的，可以在致仕之前，留下更好的名聲、更寬的人脈！
楊廷和的猜測很陰暗，卻距離事實不遠。
但在李東陽看來，這是公私兩便的事情，給自己撈好處的同時，還能為國拔才，何樂而不為呢？
……
大概花了兩個時辰，閱卷統計結果出爐。
第一名，楊慎，滿分，十四個“○”。
第二名，余本（會試第一百九十二名），十二個“○”，兩個“△”。
第三名，鄒守益，十一個“○”，三個“△”。
王淵排在第九十八名，三個“○”，兩個“△”，四個“丶”，四個“丨”、一個“×”。
楊廷和拿著王淵那份答卷，感慨道：“此人的卷子，一言難盡。”
楊一清笑道：“我倒是覺得言之有物。”
“哈哈，大膽敢言，此子可為御史。”大理寺卿張倫笑道，他給王淵打的也是圈。這位先生乃言官出身，擔任監察御史巡視各地，復又以斷理冤案名滿天下，他知道王淵寫的許多內容都是實情。
王淵寫的什么？
在討論文武之道時，他說先秦時代不分文武，宰相都是下馬治民、上馬管軍，所以有“兵農一致，文武同方”的說法。又以管仲為例，闡述以文促武、以武敦文的道理。
雖然千古大道相同，但具體環境是變化的，于是有了文治和武治的差別。
天下混亂的大爭之世，必須以武治為主，因為此時的首要目標是強兵。但與此同時，更要重視文治之功。
為何大明太祖能得天下，其英明神武的地方，就體現在文治方面。張士誠和陳友諒，一個富甲天下，一個兵多地廣，卻只知掠奪，不事生產。太祖皇帝可以敗一次、敗兩次、敗三次，由于軍糧充足，敗多少次都可以重頭再來。
而張士誠和陳友諒，看似強大，其實早把治下百姓掏空。他們敗一次便內部矛盾激化，敗兩次、三次就徹底崩盤。這就是太祖皇帝的文治之功。
現在又是什么情況呢？
其一，太祖皇帝定下的制度，被破壞得千瘡百孔。馬政、鹽政、茶政分別如何如何，衛所制度又如何如何，官田制度又如何如何。
其二，此時的大明，與開國之初又不同。國朝初年，地廣人稀，只要種地，皆得其活，人民富足安樂。一百五十年過去，人口繁衍生息，大明變得人多地少，因此催生出大量流民。一旦有反賊舉事，這些流民都是潛在威脅。
其三，太監和貪官，盤剝百姓，魚肉鄉里，人民苦不堪言，應該整頓吏治。
其四，土地兼并是個最嚴重的問題，這導致朝廷收不上賦稅，而農民又負擔沉重。應該進行全國性的土地清查，改革賦役制度，既能增加稅收，又能減輕農民負擔。
其五……
王淵說了很多實際問題，有些是從王陽明那里聽來的，有些是從沈復璁那里聽來的，有些是鄉試路途中請教商隊秦把頭所知，還有些是自己在穿青寨親身體會的。
甚至，王淵還提出先把實物賦稅，逐步改為貨幣納稅，取得成效之后干脆攤丁入畝。
還有，王淵認為應該增加就業，讓流民能找到活路。首先要進行的，便是戶籍制度改革，允許小商販在居住地落籍，一個戶籍改革便能減少無數流民。
這些都還不算什么，最嚇人的是，王淵提出實行分稅制。即把一些稅收列為國稅，另一些稅收列為地稅，這樣才能充實戶部，讓中央在關鍵時刻有錢可用。
可惜戶部尚書沒參與閱卷，否則肯定要給王淵一個大圈圈。
于是就出現巨大分歧，楊一清和張倫覺得王淵言之有物，特別贊賞王淵的卷子。
而大部分閱卷官，覺得王淵太過激進，他若當上重臣，必然將大明折騰得夠嗆。但總算針砭時弊，而說得有些道理，于是隨便給個三四等評分。
被排到九十八名，夠咱威武大將軍朱壽先生慢慢找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