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學習委員提供的資料，明朝鄉試、會試不辦準考證，是拿著準備好的制式答卷，前往衙門填寫考生信息并蓋章。前文錯誤已全部修改。）
在會試之前數日，士子們拿著路引和官方文書，已經去鴻臚寺報過名。
接著，又帶自己準備好的試卷，前往禮部蓋章，就是所謂“印卷”。王淵、金罍這種新科舉人還好，往屆考中的舉人，還需把自己的鄉試文章一起帶去。試卷上填好詳細信息，方便禮部安排考房和座位號。
會試流程跟鄉試大同小異，也是黑燈瞎火就要入場，也是考生自己釘油布防雨。
歷史上這種情況，一直到張居正當首輔才得以改變。
因為天順年間貢院曾經失火，監察御史是個死腦筋，不敢擅自把貢院的門鎖打開，燒死九十多名應考舉子，傷者無數。張居正吸取以往的教訓，又認為考棚條件太過艱苦，于是就拆除京城貢院的木考柵，全部改成磚墻瓦頂的考屋。
從此之后，會試考生終于不用再自己釘油布。
今年的競爭并不如想象中那般激烈，考試人數有三千五百多，比三年前那場會試居然還少了三百。
當然，主要看錄取多少。
這誰都說不準，進士名額經常變動，上屆錄取了三百五十個進士。
半夜，三更天。
春寒料峭，眾士子苦等在貢院之外，不少人冷得瑟瑟發抖。也不知是真冷，還是因為太過緊張。
此時的貢院座位有九千個，提前兩天便看了座位圖，以防止臨考時找不到位置。
王淵與金罍挨得不遠，中間只隔了六十多號。
這并非巧合，跟他們所治本經有關，一個治《禮記》，一個治《春秋》。而治《春秋》、《禮記》之士子，在京城會試的時候，往往被安排在同一房。
按照明初的規矩，《易經》、《春秋》、《禮記》、《尚書》和《詩經》，同考官分配比例為1:1:1:2:2。
這是根據正統朝以前，各經考生人數制定的，但到正德年間已經發生巨大改變。
就拿弘治十五年的進士來舉例，《春秋》、《禮記》各二十一人，《易經》七十六人，《尚書》七十人，《詩經》一百一十二人。
看出異常沒有？
《春秋》、《禮記》二經的進士太少了，這并非個別現象，年年如此！
原因很簡單，《春秋》、《禮記》經義太雜，考試的時候容易懵逼。《尚書》雖然公認的學起來最難，但只要學會了，考試其實是非常好考的。而《春秋》又難學又難考，《禮記》學起來容易考起來難。
長此以往，治這兩經的士子越來越少。而治《詩經》的則多到爆炸，因為《詩經》學起來容易，考起來就更容易。
王淵當初哪知道這些，純粹是被王陽明和沈復璁帶坑里了。
但誰讓王陽明和沈復璁是余姚人，那里許多世家祖祖輩輩都治《禮記》。如果按照地域劃分，余姚《禮記》天下第一！
到正德年間，房官比例雖然沒變，但實際操作卻出現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