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格松動的具體表現形式就是通貨膨脹。
實際上，自從1979年年底，京城統一提高了豬肉、羊肉、牛肉、家禽、鮮蛋、蔬菜、水產品這八種副食品的價格以來。
僅僅經歷了很短一段時間的平穩期，這八種副食品的價格就開始有脫韁之勢，陸續開始上漲。
翻過年來，甚至還出現了相關產品搭車漲價，和大量議價商品充斥市場的現象。
比如散裝啤酒，國家定價是一大碗一毛八分錢。
可由于商品短缺，京城有的地方就自己提高了兩分錢，賣兩毛錢一大碗。
顧客當然不樂意了，寧衛民的鄰居羅師傅就較過這真兒。
“不是一毛八嗎？怎么變成兩毛了呢？再說了，你給的也不是滿滿一碗啊！”
服務員卻滿不在乎。
而且正因為工作量增加了，沒個好氣兒，話當然是橫著出來的。
“就這還沒貨呢！你要喝就喝，不喝拉倒！反正你不喝有人喝。”
“嘿，你小子夠橫的，你還講不講理？”
“你要講理是吧？告訴你，別家都往散啤里扔冰塊，知道不知道？我沒這么干就夠對得起你了，你喝得可是純啤。挺大歲數？怎么占了便宜還賣乖啊？”
于是兩人就吵了起來，弄的不亦樂乎。
啤酒尚且如此，像蔬菜這樣每日都離不開的生活必需品就更嚴重了。
尤其這東西還是分等的，一向是什么等的，賣什么價錢。
想想看，每天那么多種菜要湊在一起對外銷售，那是相當復雜的價格體系。
自然就更容易出現爭執，以及商店擅自提價的問題。
于是為了防止類似情況，政府的臨時應對之法，就是讓報紙每天公布政府頒發的調整價格通知。
老百姓呢，便因此養成了帶著報紙去買菜的習慣。
只有這樣對照的看著，才能知道商店是不是亂漲價啊。
可惜這種辦法純屬理論性的，很多時候解決不了實際問題。
像寧衛民的鄰居米嬸兒，就是煤市街副食店里賣菜的，對此體會最深。
比如說有一天，按照報紙上的價錢，小白菜兒應該是兩分錢一斤，調低五厘錢。
可副食店還是按照前一天的價格，就是一斤二分五厘來賣。
結果因為菜價多了五厘錢，當天便屢屢有顧客提意見，和米嬸兒爭論。
偏偏這副食店和餐館還不一樣，守著家門口兒，眼瞅著好多都是熟人。
米嬸兒委屈也沒法摔咧子啊，只能好言好語解釋。
“各位街坊，快馬趕不上青菜行啊。那么多種菜，都一天一個價兒，哪兒來得及調整呀？何況領導就讓我按這價兒賣，那我也沒辦法啊。大伙兒都理解理解，多收了錢是國家的，也不是進我兜兒里……”
如此，賣了一天的菜，也著了一天的急。
米嬸兒嘴皮子差點沒磨破了。
就這，還好幾次差點沒忍住，懸得乎的嗆嗆起來呢。
很可能今天的人看到這兒會說，多五厘錢或者少五厘錢，不就是半分錢嗎？至于的嗎？
可當年就是這樣，還真至于。
說白了，除了大家收入少，關鍵是當年的錢，真可以做到一分錢掰成八瓣花。
拿小孩買糖塊來說，經濟賬就能算得比半分還細。
同樣也是這個時期，京城有一個顧客在《京城晚報》上刊登文章，專門給商店的糖果柜臺提了意見。
文章指出，一斤水果糖塊是一元一毛一分錢，數量應該在一百一十四塊左右。
那么以此推論，一毛錢起碼應該給十一塊糖才比較合理。
可是有的商店收了一毛錢，售貨員順手抓了七八塊給孩子，這是不對的。
應該童叟無欺嘛，對于小顧客更不能欺騙。
這件事，當然不至于這么上綱上線。
因為商店又不是售貨員開的，人家圖什么啊？
只能說是圖省事罷了！
可這也更加證明了一點，當年的人們對價格就是那樣的敏感。
所以，從1980年開始，“價格”這個詞開始逐步成為社會最受關注熱點詞。
從此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在各種調查中。
有關商品“價格”的關注度，幾乎總是排在第一或者第二位的。
這種敏感性和熱度，就像今天的人們面對房價問題似的。
也是從這時候起，物價大檢查開始盛行，物價局變成了非常出名的局。
各地的物價檢查所、監督站，也成為了最威風凜凜的實權部門。
要說實話，這樣的歷史時期其實是個挺特殊的時間段兒。
整個社會上上下下，多少有點缺乏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