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中紛爭漸起，穩定了近二載的遼東局勢，也逢劇變。
魏忠賢重啟天啟二年陶郞先案，不知何故，東林溫和派卻開始與閹黨聯手，共同對付都察院御史游士任。
后者得知此事，更伙同一批激進派文官，如瘋狗一群，四處亂咬。
左都御史劉宗周提拔門生進入禮部，大理寺左寺丞左光斗，監考鄉試時舞弊，讓一大批東林士子考學評優。
還有各地大小官員，在萬歷三十七年朝廷于畿輔興修水利時中飽私囊，挪用公款等事，全被抬到明面上來。
一夜之間，朝野驚震。
官員或是惶惶不可終日，徐圖自保，或如游士任等人一樣破罐破摔，靠揭發他人來使自己脫離大眾視線。
而魏忠賢和東廠，此時亦將全部目光放到了天啟二年陶郞先案中，同韓爌等人準備三司會審。
在主審官左光斗等人的默許下，陶郞先一案的初審結果在天啟三年被徹底翻案，陶郞先、游士任等人皆成為鯨吞東江軍軍需物資的罪魁禍首。
魏忠賢即刻派遣番役登門，捉拿游士任下獄。
番役氣勢洶洶到時，游士任正襟危坐于正廳，仿佛早已料到，見闖門進入的東廠一行番役，據說他沒有絲毫的害怕和恐懼，反而是堂然大笑。
自然，這個消息傳到魏忠賢耳中，又是令他震怒不已，下令糾集罪證，定要誅了他的九族。
游士任雖已下獄，然其在朝中造成的影響，依舊不可磨滅。
朝中大亂，遼東也好不到哪兒去。
努爾哈赤集結號稱十四萬的八旗兵力，于沈陽親斬斷明旗誓師，講述自己以十三副先祖遺甲起兵至今百戰百勝之事跡，借此激振軍心。
后金大軍再次進犯重鎮沈陽，圍而不打，其意在圍點打援，消耗大明邊軍有生力量。
負責守衛沈陽的參將滿桂，堅持熊廷弼堅守不出的戰策，日夜親巡城墻，以穩定士氣。
另一方面，科爾沁部、內喀爾喀四大部亦收到赫圖阿拉來信，五部領主于科爾沁草原會盟，集結大軍，揮師南下。
五部聯軍號稱二十萬鐵騎，兵鋒直指內喀爾喀五大部中勢力最為強勁，歸附于大明的福余部。
福余部領主，達延汗第六子孛兒只斤·宰賽亦下令，福余部的部眾，男子凡高于馬首者皆需參戰。
他召集了歸附福余部的眾多小部落，向他們宣示死戰到底的決心，并遣輕騎至廣寧求援。
廣寧受到求援后，很快派出快馬飛報京師。
兵部尚書崔呈秀非常重視此事，受到塘報后即升堂部議。
部議之中，崔呈秀拿出天啟皇帝前不久發回京的諭旨，以此為根據，結束了兵部眾官對此的紛爭，檄召九邊重鎮及京畿各地兵馬入衛京郊大營。
檄文下達的同一時間，國書被使者送至察哈爾部“都城”察漢浩特，意思就一個，大明朝廷要求察哈爾部的林丹巴圖爾，立即率領察哈爾部及漠南蒙古諸部參戰。
林丹巴圖爾對使者善加款待，但其意未明，一連數日，毫無音訊，宰賽憤怒不已，怒罵林丹巴圖爾背信棄義，枉為黃金家族直系后裔。
但讓他欣慰的是，大明參戰了。
還不僅僅是參戰，這次乃是大明自薩爾滸之戰后規模最大的一次軍事行動，九邊軍鎮及畿輔各地的兵馬，皆需入援。
動員的兵力，甚至超過了西南親征之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