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有冷冷的感覺。”
“好吧，不說這些你看上去就像來拜訪我們醫院的，對了，你經常進出醫院吧。”
“如果你說的是對那些機器手臂做檢測的話，每年我得跑幾十家醫院。”
“那些手臂不能自動發回狀態信息嗎？”
“當然它們可以，廠家也都要求醫院這樣做。”
“那你還要跑來跑去？”
“我以前也想過這個問題，哈哈，怎么說呢，如果不用人工檢測了，也許就會出現另一些問題，比如說，有些人又要減少一部分薪水了。”
何塞笑了笑，弗利也不能確定自己的話他是否聽的明白，反正他自己知道這純粹是胡扯。
人工檢測在效率和實時監測上遠遠不及手術機器人自動發回的狀態信息，更多時候檢測人員也只是在手術室核對信息傳輸通道是否有病毒，或者網絡是否安全。
就好像它們不會去檢查車輛是否存在問題，僅僅檢查道路是否鋪設整齊。
這項工作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信任”，或者說缺乏“信任”，這也是哲學家始終爭論不休的話題。
任何高級人工智能設備都具有一套自動停止系統，或者自動停止隱藏程序，或者一個肉眼不可見的巨大按鈕，為什么它們要存在？哲學家們相信這與人類意識根源的“不友善”有關。
追溯這類討論層出不窮，無論是對人工智能的態度還是探索宇宙未知生命，人類都需要在“友善”和“不友善”中做出判斷。
有時候判斷根本無從存在，未知生命根本未曾以任何一種文學、電影以外的方式得以與人類相見，人類卻早已為這種假設的存在做了幾百年的討論。
何塞未必會明白，這種工作也是眾多“不信任”中的一種，它包含人類最原始的一種情感“恐懼”。
然而，醫生的職業讓他們在極端情況下異常冷靜，這種身體訓練逐漸改變認知的情況在醫生、警察等一些職業人群中尤其明顯。
這并不是說他們沒有了和人類歷史一樣漫長的“恐懼”，而是他們在工作中的感受度降低，弗利相信這種降低不是大腦感受的降低，也許是更高級情感控制的結果。
“關于手術的事…”
弗利坐直身體，深吸了一口氣，他打算面對這個話題，趁自己還有勇氣談論它。
“嗯，我給過你一份建議，但你要自己考慮。”
“我能不能問問你的想法，你對這種手術的態度。”
何塞沒有立刻回答弗利的問題，但這仿佛在病人的預測之中，好像也是一種人之常情。
“如果你想知道面對疾病該如何做，問問你的醫生如果是他或者他的母親得了相同的病他會如何選擇吧。”
“該死的媒體。哈哈。”何塞仰頭大笑著。這是弗利小時候聽過的一個笑話，看來何塞也對它有所耳聞。
“恕我冒犯，醫生。”
“沒有，完全沒有，不要在意，弗利。”
“所以…”
“我的答案是我不知道。”
弗利低下頭，這無疑是個最合適的答案。
他試著在腦海中呈現兩種不同的情境：
第一種，何塞說手術建議很不錯，如果是自己的話他會接受。
如果是這種回答，弗利發現自己的大腦立刻就出現對手術的種種懷疑和不信任。
第二種，何塞說，這樣的手術依然存在風險，我并不推薦我的病人做那種新型嘗試，但是作為醫生我有義務告訴你現在能夠做到的手術可能性。
事實上我會選擇傳統腫瘤切除，機器人做這個很拿手，也許神經會受到傷害，也許不會，也許可以告訴它選擇相對滿意的那個結果，保留一部分神經結構。
然后給癱瘓的腿或者手臂安裝侵入或者非侵入性輔助裝置，事實上并不會太影響使用。
如果是第二種答案，弗利想到后續漫長的治療將至少用去他幾年的時間，并且他很有可能需要經歷多次手術，有些也許在公司的醫療保險之外，那將是巨大費用。
這個選擇同時面臨巨大風險，事實上腫瘤切除后他必然是癱瘓在床的，能不能有這個能力選擇大腦控制輔助裝置，都是未知數。
無論怎么說，不知道是個不錯的答案。
弗利沒有進一步追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