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耕地數量已經不能滿足人口的增長，就算朱由校再怎么抑制打擊權貴地主，也不可能達到“耕者有其田”。
解決多余勞動力，現在除了發展工商，并無他法。多開小作坊、多做小買賣，也算是自主創業，很好嘛！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也是針對工商稅收取的傷民弊端，朱由校與李起元商議后，制定了一個免稅標準：貨物總值二十兩以下的小商販，鈔關不得收稅。
小作坊也以用人數量來確定額稅，家庭式的免稅；雇傭工人三人以上的，正常稅率；人數再多，規模再大，則稅率上升。
在工商業，階梯稅率是必須實行的。朱由校也只是走出了第一步，還是試驗性的。
中國有句古話：取之無形，使民不怒。西方有句話：拔最多的鵝毛，聽最少的鵝叫。
可見東西方都有著共同的觀點，那就是稅收要從富人身上拿大頭，升斗小民少負擔。
朱由校也知道這個政策到了下面，未必會得到切實執行。但你不能等到萬事周全，吏治清明達到標準，再施惠于民。
先在法律層面頒布，讓匠戶和賤民脫籍，讓老百姓知道朝廷有免稅優惠政策，讓地方官府也有法可依，百姓也有理爭辯。
同時，朱由校也將此作為考成的一個標準。通過各地官府的執行情況來判定是能吏還是庸碌，好的自然是官員得力，差的就罷黜換人。
新任戶部尚書李起元所上的改革十三議中，便有改革考成、嚴行考成這一項。
而考成法自張居正創立以來，從未在法律上明文廢除過。只不過在萬歷皇帝清算張居正后，使得考成法流于形式而已。
當然，李起元要嚴行考成的對象主要是戶部，是為了彌補國庫空虛，整頓財政是主要目的。
朱由校則稍作修改后，要在全體官員中實行績效考核。
能者上，庸者下，整頓吏治也在考成法施行的是否科學合理，是否嚴格到位。
至于為什么要把科學合理放在首位，嚴格放在其次，也是朱由校吸取了歷史教訓所作的改變。
崇禎時期的戶部尚書畢自嚴為了解決財政問題，也與李起元一樣，認真執行考成法，使稅收和財政有了些起色。
朱同檢一看有效果，急脾氣又來了，更加嚴格地施行。不管什么原因，收不上賦稅就滾蛋。
于是，地方官員為了保住烏紗帽，只能對老百姓發力。什么鬧災，什么歉產，賦稅一分不減，管你餓不餓死呢！
最后的結果當然也很悲催，民亂四起，此起彼伏，大明亡了，崇禎也自掛煤山。
所以，朱由校才要擴大考核官員能力的項目，不只是單一的賦稅征收，更不能將此定為硬性指標，要靈活一些。
道理很簡單，上級壓下級，一級壓一級，最下面的就是老百姓。
一旦指標過硬過死，壓得也過于嚴格，就會造就一批狠厲官員和虎狼衙役。
當然，朱由校知道這世上沒有什么完美無缺的東西，包括政策法規也是一樣，也只能是盡量完善，將弊端減到最小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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