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就是，前者耗費一十七天，后者花了二十三日，兩場叛亂直接在仲夏到來之前便做出了了斷。
然后，劉錡部真的就北走歸黃河了，便是王貴部也直接在戰后北返候命，至于鳳凰山那里，則向平定了虔州的郭仲荀部打開了大門……郭仲荀部萬人，進行了精選和汰換，一半弱兵繼續留在虔州本地，另外一半卻是趁勢轉向杭州，往御駕前匯集。
當然了，隨著徹底的軍事清掃工作結束，江西的土斷、檢地自然也隨之徹底強硬展開。
至于福建路，與江西和兩淮又都不同。
首先，福建路是與兩淮一起圍觀了兩浙、東南改革的，同樣心里有譜。而且福建的士大夫在這年頭成就普遍性極高，幾乎每個州府都有成名的士人，可以號召鄉里，甚至早早進行籌劃預備。同時別忘了，福建路被人口稅的剝削是最嚴重的，趙官家的新政對他們而言是最具解放性的。
但偏偏，福建又因為山地縱橫，造就了這個地方的鄉土宗族勢力近乎于獨樹于時代的強大。
種種情況，最終使得福建路的新政改革產生了一個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導向——問題不在于形勢戶如何對抗國家，也不在于什么官府公閣產生矛盾激烈矛盾，而且也沒有幾個真造反的，問題在于地方和地方之間因為檢地、土斷問題而產生了巨大的地域矛盾。
且說，檢地和土斷是為了什么？當然是為了公平分配稅額。
然而，當檢地和土斷的結果依照著地域與原來的總額度比較，產生了必不可少的差額時，那些或多或少的差額，再配合著永不加賦導致的總額不變，就導致了相當一部分人認為自己遭遇了不公平。
變少了的，自然是覺得自己之前幾百年都多交了，變多了的，自然也會覺得自己受了委屈。
結果就是，州府和州府之間，城市和鄉村之間，城市和城市之間，鄉村和鄉村之間，往往會因為幾百貫、幾十貫，乃至于幾貫、幾文的稅額分配產生激烈爭執。
而這種爭執，在州府一層和城市之間還能得到調解分配，或者說是還能用文書來說話，還能聽上級的獨斷。但是，隨著上層、中層漸漸抹平，差額下放到了基層，尤其抵達村社一級的時候，卻因為大規模械斗的出現忽然失控。
這當然是極度嚴重的問題，其破壞力根本就不亞于之前隔壁江西造反，但偏偏面對這種情況，上下一時都不知道該怎么應對……首先大家只是內部爭斗，又不是真扯旗造反對抗大宋，甚至連縣城都沒碰，總不能說直接把郭仲荀跟楊沂中的部隊調過去鎮壓吧？
可若說只算惡性案件，讓地方官府下去審理便可，怕是也不行……因為，這種基層械斗，一則混亂二則包庇，哪來的案情和人犯？而且就縣衙那幾個官差在村社那幾百上千持械青壯面前到底算個屁啊？有什么執行力？
于是乎，眼睜睜的，上上下下便看到福建路因為這個事情陷入到了一種怪異的整體混亂之中。
一時間，便是之前還因為兩淮的服從、江西的快刀斬亂麻而自得的趙官家，也在鳳凰山上傻了眼，只能匆匆按照李綱的建議，一面派出許景衡、劉大中、范宗尹、梅櫟等人為首的‘代天子調查團’去福建各處和稀泥，一面匆匆要求各處的福建籍官吏……離得近的直接回福建維穩，離得遠的，也要趕緊寫信回去疏導。
但是說句實話，這個時候，這位官家就已經察覺到不妙了，因為他大約是能看出來的，那就是福建路的問題，非但是最出乎意料的，也是實際上最嚴重的和最困難的。因為一來它的規模是遠超想象的，幾乎整個福建基層都亂了；二來，乃是事情發生的地方，或者說是發生的階層，根本就是這個封建時代中樞權力難以有效觸及的區域……換句話說，他趙官家根本就是有力使不出。
實際上也的確如此。